本世纪初期，俄国学者史禄国（S．M．Shrrokogoroff）教授对通古斯语系诸民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在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和心态研究上，为后人留下了最为珍贵的资料。他在来华讲学期间，通过对满族的考察写出的《满族的社会组织》一书，在中国满学研究上更是空谷足音，影响深远。与史氏几乎同时，比利时籍神父许让（Lep．Lischram）在我国甘肃、西宁一带传教，其间致力于土族研究，用法语写出了一部反映土族婚俗文化的人类学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首次记录了本世纪10－20年代土族的婚姻状况、婚姻类型、婚姻过程，并对婚姻的文化背景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对比分析，勾勒出了土族社会早期的生活图景。值得提及的是，该书的法文本出版不久，在清华大学师从吴文藻教授学习社会学的费孝通与其前妻王同惠女士合译了此书，却迟迟未能出版，一置便是70年。如今，这部颇具史料价值且有着传奇色彩的译著，承载着费孝通先生对往事的殷殷深情及对我国西部地区民族经济文化的关注，终于出版了。这是一部既有趣味又有研究价值的人类学著作，与书中附有的两篇当代青年学者对土族婚姻现状的跟踪调查一起，描绘出了土族一个世纪的婚姻家庭的变迁史。
和史氏一样，许让是在人类学研究方法发生转型之际来到中国的。其时，在国际人类学研究领域，传统的坐在书斋里用零星汇集的材料以主观推测来图解人类文化与发展阶段的“古典”人类学愈发难以自圆其说，而采用亲身实地考察的实证主义方法已开始在学界渐成风气。这种研究方法在许让对土族文化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土族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其族员最早是由鲜卑人、突厥人、蒙古人、藏族人及汉族人等于唐代时汇集而成，并在元、明之际产生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从文化类型上看，土族正处于汉藏两大文化板块中间，其早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明代初期才逐渐形成定居农耕兼畜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因而土族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连接地带文化，既带有游牧文化的因素，又融合进了耕作文化的成份。也正是在这一独特的文化地理位置上，土族人几百年来沿袭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土族的这种既交叉又独立的民族文化，让传教士与人类学家兼于一身的许让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发现“土人的风俗虽极受它邻居汉人和近亲藏族人的影响，但还保持着它的原形，它们还可以表示许多古代社会组织和游牧生活的秘密。”为了破译、揭示这种文化密码，许让研究了中国通史、甘肃地方志及土族人的谱牒，对土族的历史、生存环境、土族的社会政治及宗教生活、土族附近的民族进行了大量的实证考察。这种综合性的文化背景分析，对阐释土族婚姻现象及其文化内涵，解读土族文化所独具的特色是非常必要的。
许让在传教期间，不仅掌握了土族的语言文学，广泛接触和了解了土族人的生活，而且对与土族文化有着某种渊源和密切联系的藏族、蒙古族、满族、汉族等宗教文化与社会组织都进行了一定的了解与研究，这充分体现在书中所展示的土族与上述诸民族习俗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婚姻作为人类两性结合的特有现象，既有全人类的共性，又有因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的不同导致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差异，许让以婚姻为切入点所展示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横向对比分析，为人们提供了接近和了解该民族文化本质与真实性的最大可能，同时，也使今人得以窥视到土族历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特有的婚俗事象与民俗文化。正如作者分析的那样：“土族，几百年来，这些族群彻底地和同族的其他各族人分离，被禁锢在甘肃这一个角落里，被一些和他不同类文化的民族所包围，因而使他们本身也完全改变了他们来此定居后的生活方式。”这或许便是对造成土族独特的婚俗文化的最好诠释。
婚姻制度是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制度文化的更迭，婚姻的种类、过程以及所反映的内容也会发生巨大变革。许让神父所看到、感受到并记录下来的土族及其婚俗文化距今已有70余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有如大浪淘沙，那些表层的，没有民族根基的文化现象已被冲蚀殆尽，而深层的，得到民族认同的文化却一代代积淀下来，流淌在民族的血液里，直接或间接地支配着当代土族人的婚姻生活。关于甘肃土人婚姻的流变及现时形态，书的后半部附有的两位当代青年学者的跟踪调查《土族婚姻家庭的变迁》（潘乃谷），《文化影响与文化重构》（高丙中），对当代土族人的婚姻现状以及与历史的一脉相承，作了纵向的历史探索。
伴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人类社会发生着更加深刻的变革，这必然会导致包括婚俗文化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嬗变。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婚姻与家庭的变迁，对于促进地区文化朝着现代化迈进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恐怕也是本书的译者将这部珍贵的文稿拿到今天出版的用意所在吧。众所周知，对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开发，协调东西部经济文化的均衡发展是费孝通先生多年来一直关注的课题，“从历史上，从现在的语言、体质、文物、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等，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既道出了他多年来对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思考，又点明了他对本书的出版所寄予的厚望。
（《甘肃土人的婚姻》，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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